军事小白最大的误会就是对人数优势有迷信，什么咱们人多，一人一口唾沫淹死对手；什么只要民众不怕死，就能击败敌人。这些反思，晚清的君臣们也反思过，也得出了中国有四五亿人口，按照20人出一个自带干粮的壮丁，可以有3000万左右的团练这样的结论。他们这么想的后果就是诞生了义和团，并没有像一战国家一样动员出本国百分之十的人口当兵。

  这是因为动员兵力、编组成军并不简单，也是很有技术上的含金量的，也是近代西方国家探索了数百年才有的产物，大家熟悉的军、师、团编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这和冷兵器时代相似，咱们古代是有几十万大军，冷兵器时代咱们的军队也要按照一路万余人的编制进行作战，唐军的一路人马就是标准的1万2500人，而不是一口气把十来万人交给一个指挥官，这也是唐朝长时间军事实践的产物。

  热兵器时代，欧洲军队最早的常用编制是团和队，团长和队长就是欧洲早期军队的核心人物。欧洲王室君主们经常兼职近卫军的名誉团长，他们很多时候就穿着团长制服听元帅们的汇报。团长就是雇佣兵时代军事承包人的主流军衔，所谓的军事承包人就是自带装备和财富，替西方君主征召军队的人，国王们手头紧、资金难以到账时（西班牙军队的薪金就要通过热那亚和尼德兰的银行家周转，经常晚到账），他们还要垫资给部下。

  他们部下的战利品，他自然也有优先分配权，军事承包人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高风险职业。他们打了败仗，自然是投资失败。若遇到国王赖账，他们也会被暴怒的士兵干掉，不少军事承包人身边会专门聘请一些高手充当特别保镖。在英语中，队长和上尉都是一个词captain，它也是雇佣兵时代最基本的军事编制，军事承包人筹集资金和装备后，就征召相关的负责人，组成一个个小队，形成了连级部队。

  在16、17世纪的战争中，欧洲军事强国往往活跃着几十个军事承包人，在众多的军事承包人之上就应该影响地区霸权的总承包人，比如华伦斯坦等人。军事承包人制度在18世纪演变成了团长所有制，团长们负责一个团士兵的后勤开支。当时的团长们军事才能并不重要，家底厚不厚才是最硬的指标，公爵级的大贵族包养一个团，国王包养四到六个近卫团是欧洲的常态。旅这个单位，在欧洲可不是常设单位，只是为了作战方便，搞出来的临时编制。欧洲当时也能进行几万人的会战，但几万人进行常态化的演习、训练，他们真做不到。

  同时期的满清也是类似的情景，清朝除了京师以外，没有一点一个省的兵力超过十万人，兵力最多的陕甘两省（实际是四个省，甘肃还管着宁夏和青海）有兵力9万6,067人，广东兵力只有4万到6万8323人，大部分省份的兵力只有三四万人，各省的兵力都分散到若干个总兵和督抚、将军手中。在清朝鼎盛时期，大部分省份都难以在短时间凑出五万以上的兵力，这些兵力辛苦凑齐后，才会交给指定的统帅，满清基本上就没有师一级部队的编制。

  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，由于全民动员机制的出现，欧洲的军队上百万人保暴涨到数百万人。拿破仑把285万人扔到了欧洲战场上，沙俄先后征兵215万人；就连英国人也从德意志招募了大量炮灰，先后把78万5000人投送到欧洲大陆战场上，整个反法联盟常年能保持330万人的总兵力。

  拿破仑远征俄国、吞并西班牙两场战役，同时就投入了近百万兵力（征俄60万，西班牙战场投入了36万），出兵规模远超乾隆的十大武功。 欧洲总兵力扩大了好几倍，自然就有了常设的师和军。在常年的战争中，欧洲军队使用师级部队和军级部队的能耐也有了显著提高。

  到了19世纪60、70年代，随着铁路运输和电报的出现，西方军队的兵力投送能力得到了逐步提升，集团军级别的军队对抗成了小菜一碟。南北战争时期，联邦军从1万6123人暴涨为100万零692人，联邦军有了在一个战场上投入十万以上兵力的能力。普法战争时期，德国人更是一口气投入了130万人的总兵力，集团军作战在成了德军的常态。普法战争结束后，德国常备军、后备军总兵力高达330万人，玩集团军和师级战术更是轻松。

  大清的军力运作模式却没有进步，搞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后，满清就指着十几万人的湘军、淮军充当常备军主力。湘军和淮军还被分散到好几个省，一省的湘军、淮军基本上不超过一万人。湘军、淮军本身还推崇兵为将有的模式，各个军头都把手中的十几个营当成传家宝（刘松山的十来个营就传给了侄子刘锦堂），都不会接受别人的指挥和调遣，很难进行师一级的战术配合。

  甲午战争时期，淮军系统的兵力构成就是铭军（刘铭传部）刘盛休（刘铭传侄子）领着自家的 10营4000人，盛军 19营6300人、芦榆防军 4个营 2000人、奉军聂桂林 8个营 3500人，这些营的指挥官可以凭借手中的兵力成为督、抚大员，都不愿意听从别人的指挥，总想给自己“留点种子”。反倒是日本学习了西方模式，有了明确的师和军编制。满清这种国情，它怎么能用好中国的人数优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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