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惨无人道的家暴。刑满释放的叔叔会在早上踹开她的房门，把她用电线绑起来，通上电，让电流“咬”遍她的全身。许多年后，杜爱有还清晰地记得那种“青蛙在身上跳来跳去”的感觉；

　　比如一段形同交易的婚姻。那个大她22岁、下半身瘫痪的男人不会采取任何避孕措施，几乎每年，她都会怀孕。

　　比如和健全人爱而不得的失落。她担心对方看到自己摸索着扒拉饭菜狼狈不美的样子。身边那些盲人和健全人的结合，“绝大多数都不幸福”。最终她亲手结束了这段感情。

　　这33年，杜爱有不断逃离，逃离家庭，逃离前夫，又从海南一路“逃”到了北京。

　　现在她是按摩店里的“杜师傅”，在这里，她品尝到作为一个人的滋味。客人会跟她说“谢谢”“辛苦了”，杜爱有觉得，她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挣来了身为一个人应得的尊重。

　　按摩到一半，杜爱有突然起身，快步走到门口，精准地摸到开关，把灯打开——她总是忘了这事。屋子亮了，可杜爱有还是什么都看不清。她很早就瞎了，眼窝深陷，左眼球坏死，瞳孔翻到了眼眶上方——她一岁那年患了眼疾，双眼失明；幼年时又被叔叔毒打，磕到桌角，眼球彻底被磕坏。

　　这个33岁，有着小麦肤色的按摩师总会在说出自己的名字后强调，这三个字的意思是“拥有很多很多的爱”。这是她六岁时才有的名字。六岁前，别人都唤她“瞎子三儿”，因为她眼睛看不见，在家里又排行老三。现在在按摩店，别人喊她“杜师傅”。

　　和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盲人按摩师一样，杜爱有极少出门。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她不用总换衣服，一件白色大褂几乎能穿一整天。最近最近一段时间得做核酸，每隔一两天，她都要摸索着到半公里外的核酸点。盲道上停着共享自行车，她用盲杖探路，花十分钟走完那500米。到了核酸点，按照医护人员的吩咐递上身份证、张开嘴，“他们用那个哗啦哗啦的东西捅一下就好了”。

　　然后她径直回到店里，吃住都在这个五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里。杜爱有说她喜欢北京，这是小时候奶奶经常念叨的地方。每回奶奶在街上捡到别人扔掉的酒瓶子、饮料瓶子，都会攒起来，对她说，“奶奶卖了换钱，带你去北京看眼睛”。北京，就像是个遥不可及的圣地，容得下一切奇迹。

　　5月，按摩店和整座城市一起静止了一个月，不过杜爱有觉得也还好，日子紧紧巴巴地总还过得去。这一个月，她每天学中医、学《易经》，“别人用眼学，我是用心学”。她还心疼做核酸的医务人员，“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这个社会的服务者。服务行业真不好做。”

　　如果没点儿坚忍和泼辣劲儿，杜爱有很难在这个行业干那么久。前两年，她还跟所在小区的物业经理“干了一架”。经理拿着卡说要按摩，“可别人已经提前约好了，怎么能让你插队呢？你是这个小区的老大又怎么样？”杜爱有一点儿不服软，她先是跟对方吵，吵急了，抄起按摩床上的枕头甩过去。最后闹到民警来了，批评教育了对方一通。

　　1989年，她出生在海南省海口市长流镇，上面有两个健全的哥哥。奶奶告诉她，说她出生的时候，全身被一层透明的薄膜包裹着，像是一个裸色肉球。刚生产完的母亲大惊失色，觉得这是像哪吒一样的怪胎，预备等自己能下床走路了就把“这个肉球”扔到村里的山上。是85岁的曾祖母救了她一命——曾祖母扒开了裹在她身上的那层薄膜，露出一个蜷曲的婴孩，“这是个好命孩子啊，你扔她做什么？”

　　但没几个月，计划生育办的人上门了。她算是超生儿，按照当地政策，他们家要被罚一万多块钱。母亲把这笔账记在了杜爱有的头上，对她的恨意又加上了一重。

　　一岁多时，她得了眼疾，双眼通红，大哭不止。母亲去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那里买了包草药，带回来给她敷眼睛。眼睛被草药严实地包裹住，剧烈的疼痛让她嚎啕大哭。奶奶劝母亲，不要再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草药给孩子治眼了。母亲冷冰冰地说，她要是瞎了就是她的命，和自己无关。

　　本来这些事情杜爱有都不会知晓——这都发生在她没有意识没有记忆的蒙昧时期。11岁那年，奶奶临终前告诉了她。那一刻，杜爱有恨极了母亲。

　　是打工归来的父亲把她带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。在那里，杜爱有遇到了她一生中最感恩的贵人——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的朋友，一位“高高大大”的老医师。虽然眼科大夫说她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眼睛很可能无法复明，但老医师看她可怜，愿意让她每天来自己家里，免费帮她治眼睛。

　　家人每天把她送到老人那儿，她就在那里待上一整天。她记得那位老人总是穿着一双拖鞋，屋子一尘不染——她看不到，但她感受得到。她还记得自己最怕老人拿着手指粗的针管给眼睛扎针。每次眼皮被掀开，她都会哭闹。这时，老人就会用一只手环住她的肩膀，耐心地哄她。“她哄了我整整五年。”

　　慢慢地，她凹下去的眼球吊了上来，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了。老人总会拿手指在她的眼睛前摇晃，问她能看到多少。杜爱有看不清具体数字，但能看到手指长长的影子。“我总是说错，是5吗？是4吗？我一说错她就拍我一下，我就在那里笑。她一拿针来我就躲开。她笑，说你看我的手指头看不清，看针倒看得怪清楚！”

　　一次，父母如往常一样带她来扎针，她也如往常般在眼皮被掀开时哭闹。或许因父亲在，她那天的哭闹骄纵了些。父亲哄她说乖乖打针，他出去买烟的时候会给她带回个通红的大苹果。父亲走后，母亲嫌她哭闹得心烦，迎面一巴掌狠狠扇过来。

　　老人把歇斯底里的母亲推了出去，锁在门外，转身抱住了瑟缩着的她。杜爱有清楚地记得，老人哭了。

　　六岁之后，她的生命里不再有那位老医师。离开老人之前，她有了自己的名字，是老人给她起的。“杜爱有”，老人把这一个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，递给她的父亲，叮嘱他，一定要用这一个名字上户口。接着，老人伏在杜爱有耳边，对她说了一通话，大概意思是，“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你都要挺过去。记得，我会成为神，在天堂保佑你，即便你失去了全部的视力，我也会变成太阳照亮你。”

　　杜爱有当时听不太懂。老人说：“你现在听不懂没关系，但哪一天伤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我对你说的话。”

　　七岁那年，父母离婚，不久后母亲离开了家，留下杜爱有和两个哥哥继续跟着父亲生活。父亲很快娶了后妈，曾经因偷东西入狱十年的小叔也刑满释放。杜爱有的生活从此堕入地狱。

　　她看不到天亮，但她听得到每天早上公鸡打鸣和鸟儿啼叫——那是她最恐惧的声音，意味着，天亮了，叔叔要起床了。接着，她会听到踹门的声音，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“叔叔身上有一种很臭很臭的味道。”很多年后，杜爱有还是想不通叔叔当时为何需要处处针对她。她判断，他是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发泄在她身上。

　　一次，叔叔用双腿夹起她的头来回甩来甩去，她的哀嚎激怒了叔叔。那双腿用力把她甩了出去，她摔在桌子边，左眼扎进了桌子凌厉的尖角。这只眼睛很快发炎流脓，变成了僵死的鱼白色。

　　而叔叔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父亲几乎是默许的。杜爱有不能理解为什么，似乎失败的婚姻和一地鸡毛的生活，让父亲已经慢慢的变成为一个冷酷粗粝的中年人，“我爸也变了，变得不爱我了。但他爱过我六年，这六年换来我永远都不可能恨他。”

　　之后整整11年，杜爱有都生活在恐惧中。有时叔叔用拴牛的绳子把她吊在杨桃树上，用皮带抽她，还不准她哭出声；有时把她用电线绑起来，通上电，让电流“咬”遍她的全身，“就像是青蛙在身上跳来跳去”；有时抓住她的双腿，把她的头浸入满溢出水的大水缸。杜爱有在水里死命挣扎，隐约听得到叔叔肆无忌惮的笑。

　　平时不让她喝水吃饭也是常有的事。饿极了，杜爱有会和家里那条名叫“大力”的狗一起吃剩饭剩菜。大力是三姑姑带回来的，杜爱有觉得，大力是这个家里对她最好的。她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时候，伤口会爬满苍蝇，大力会用两只前爪帮她驱赶蝇虫。家里人把吃不完的饭菜倒在大力碗里，大力一边叫喊一边用爪子拍打碗盆，喊她一起来吃。杜爱有猜测，大力也许知道她看不到。

　　那段日子至今还留着些烙印——她的头上有两块瘀血，每逢阴天下雨，就会阵痛难忍；和别人聊天时，如果突然有其他声响，她会浑身颤栗，本能地脱口而出“对不起”。

　　生活中唯一的光亮来自于广播。她跟着广播学智慧，学隐忍，学说普通话。广播里有个更大的世界，让她想象着未来某天，也许可以上学，可以结婚生子。她想着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，一定要让孩子读书，成为对这一个国家有用的人。所以，她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活下去，“这么多年来，就凭着这个信念，我每天安慰自己。”

　　听广播用的收音机是她每天给爷爷打两桶洗澡水换五毛钱，偷偷攒下来，让哥哥帮她买的。她特别叮嘱哥哥要买副耳机，这样她可以悄悄地听。她把收音机藏在自己住的屋子墙角，不敢让“大人们”看到。有一次她不小心听广播睡着了，后母发现了那台收音机。她把耳机从杜爱有的耳朵上扒下来，把收音机砸向她的脑袋。收音机碎了一地，杜爱有哭着收拾那些碎片，一点点地捡拾、拼凑。大人们要把这些碎片拿去卖废品，她嚎啕地哭着不让他们走近。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反抗。

　　第二天，她收拾了两身旧衣服，拿着一个碗，带了280块钱，走出了家门。钱是帮爷爷卖喝光的空酒瓶子以及姑姑给的零花钱积攒下来的。她上了6路公交车，坐在公交车上来来十几趟，一直坐到司机要去车站交班。司机劝她回家。她说回家也是个死，在外面漂着也许还能活。

　　最终，司机把她送到海口市的万绿园站。她有些饿了，想买两块年糕吃，递钱的时候，突然昏了过去。是在公园里开小卖部的两口子救了她，他们喂她水喝，用一次性杯子装了红烧茄子盖饭给她吃。他们想让她的家人来接她回家。但杜爱有只记得爷爷的电话，因为爷爷对她说：“你如果实在熬不住了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叫你妈来接你走。”小卖部的夫妻俩拨通了那个电话，没多久，杜爱有听到脚步声，她对夫妇俩说，“我哥哥来了。”

　　哥哥是和母亲一起过来的。母亲抱着她哭了。杜爱有察觉到了那几滴眼泪，她激动起来，愤怒地推开母亲，大喊着说她不配把眼泪流在她身上。毕竟在她看来，自己一生的悲剧都是母亲造成的。但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杜爱有还是跟着母亲走了。

　　把杜爱有接回家的当天，母亲就想把她送到另一个男人家里——在此之前，母亲已经和那家商量好了一笔交易：把女儿送给那家大她22岁、半身不遂的大儿子做媳妇。那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承诺，倘若杜爱有能生下个儿子，可以给她刚考上海南大学的二哥办理四年的助学贷款，并答应在她哥哥毕业后把他“办进”政府部门做公务员。

　　继父的一句话，让杜爱有在家里多住了两天。继父说，她被打得全身是伤，万一人家看不上怎么办？不如等伤好了再送过去。

　　没过几天，那户人家七十多岁的父母来看她，对她描述自己家里如何富有，说她嫁过去不会过苦日子。杜爱有表示，不图钱，只要对方肯对她好，喝清水也心甘情愿。

　　她想象中的爱情该是两个人从“处朋友”开始。所有她从广播里听来的爱情故事都是心心相印、至死不渝的。她至今记得其中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性，热爱写诗，把自己写的诗投递给杂志社，被编辑看到了。编辑不远千里来到她的身边，因为她的才情和灵魂爱上了她。这一个故事给了杜爱有无限的想象以及无穷的力量。

　　没过几天，母亲对杜爱有说，她的父亲要找上门来把她抓回去打死，让她去别的地方躲躲。然后，他们不由分说地把她送到那个男的家里。杜爱有听得到两扇铁门“哐啷”关上，铁链在门上反复缠绕捆绑的声音。她明白自己逃不掉了。

　　在那个屋子里，男人告诉她，你妈已经把你卖给我了。接着，他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。杜爱有认命了，她对那个男的提出的要求是，“骂我可以，但不能打我”。

　　杜爱有很快怀了孕，那家人开始操办婚事。就在他们结婚当天，她流产了。那是2008年，杜爱有还不到19岁。自那之后，公公婆婆经常当着她的面说：“我们卖了两头牛凑了一万六千块钱来买你这个肚子，就是让你生儿子的，也不了解这一个肚子能不能生出儿子来。”

　　不久杜爱有再次怀孕。整个孕期，没有做过一次产检，照常种地、种茶叶、割稻谷。她记得有一次，全家人都在吃饭，只有她在厨房整理家务。她用手去拔电饭锅的插头，但电线被老鼠咬了，的电流刺穿了她，“仿佛又回到了被叔叔家暴的时候。”

　　孩子是她唯一的慰藉，虽然大部分时间，孩子都是由丈夫的弟弟、弟媳带在市里抚养——这是他们给出的承诺，如果生出来儿子就在市里养大，不能待在农村受苦。她记得，儿子很懂事，刚学会用筷子时夹的第一口菜就是放在她的碗里。奶奶问，为啥不给爷爷奶奶夹？为啥不给爸爸夹？他回答说：“爷爷奶奶还有爸爸都有眼睛，妈妈没有，妈妈看不到好吃的菜。”她还记得，儿子会把叔叔给他的瓶装饮料藏起来，放上两三个月，等见到她的时候拿给她喝。儿子还问她：“妈妈，你还这么小，和我一样小，怎么和爸爸在一起呢？为什么爸爸这么老呢？”

　　杜爱有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。她说儿子是她的骄傲，虽然从他四岁之后，她只见过他两面。

　　一天，公公带回来一个消息，说附近某个乡镇企业可以招收残疾人，但要把残疾证放在他们那里帮他们减免税金。杜爱有记下了这一条消息。她和丈夫一起去面试。丈夫因为残疾太严重没有通过，她则顺利留了下来。企业要求必须出示残疾证，家里人才给杜爱有办了户口和身份证。

　　在这里，杜爱有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和捡垃圾。每天十块钱，一个月三百块。她每天光着脚丫，在厂区里一步步清扫。如果脚上没有灰尘，证明地面干净了。捡到的塑料瓶子，她会收到一个渔网里面，攒起来卖。她把赚来的钱拿给婆婆。她知道婆婆每月初一、十五都会去庙里烧香拜佛，需要香火钱。她对婆婆说：“妈，不要靠男人。你看你跟爸要钱的时候爸都不高兴，我给你钱花。”

　　工作的时候总是开心的，工友们会在一起闲聊。杜爱有记得，有个叫小易的东北女孩，干活干久了就会腰酸背痛，她总是给小易按摩捶背，就像奶奶过世前她为奶奶捶背一样。小易觉得她手法好又有耐心，劝她不如去系统地学盲人按摩。

　　“她说‘不知道哪天咱们厂就倒闭了，难道你还要回去守着那个比你大22岁的男人吗’，她还说，‘如果那个男的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就死了怎么办，你没有钱又没有工作上的能力’。”小易送给杜爱有一部自己用旧了的诺基亚手机。用这部手机，杜爱有拨通了海口市广播电台一档节目的电话，这档节目可以为残疾人介绍工作。她在电话里简单讲了自己的故事，说自己想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，希望有地方有师傅可以收留她。

　　按摩，是盲人最常选择的就业出路。就像电影《推拿》里所演绎的那样，盲人按摩师们每天都在上钟工作，下钟之后，他们说快板，跳交际舞，谈恋爱，尽可能地用残缺的身体感知世界的丰盛。但养活他们的方式，只有按摩。

　　很快，一位也姓杜的按摩师傅联系到杜爱有，说可以不要钱教她按摩。那个夏天，杜爱有在家里种了满院子的空心菜。一天上班前，她摘了一大兜子菜带到工厂分给工友们，请他们带她去杜师傅开的按摩店。从此，她住在按摩店里做起了学徒。

　　但杜师傅没有像允诺的那样教她按摩手法，而是让她做洗床单洗枕巾这些杂事，“他只教自己的女朋友，不教我。”杜爱有说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心灰意冷，是附近一家盲人按摩店的蔡师傅拉了她一把。

　　蔡师傅让杜爱有到自己开的店里，保证不会欺负她，但同样，还是不教她按摩手法。“他不教我，我就自己偷学！”杜爱有说，蔡师傅按摩的时候，她就在旁边守着，用手去摸他按的是哪个位置、手型是怎样的、用的是多大力气。摸久了，她就敢上手去接待客人了。有个客人本来有肩周炎，她不小心把人家折伤了，就对客人说：“你去找蔡师傅，不要找我。”蔡师傅骂她：“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！”她还振振有词：“胆不肥，吃不到肉；胆不肥，抓不到鱼。要等你教我，等到黄花菜都凉了，难道我要等到你四五十岁退休了才来教吗？”

　　除了按摩，杜爱有还会帮着店里打流氓。一次，一个喝醉了酒的男人进来按摩，接待的同事提醒说，“大哥，你只要一躺上我们的按摩床就开始计时收费了”。喝高了的男人听不得这种话，跳起来要闹事，杜爱有冲进来对他吼，“想找事儿先过老娘这一关再说！”

　　杜爱有在蔡师傅店里待了十年。蔡师傅属狗，她就喊他“老狗”，蔡师傅叫她“捣蛋鬼”。她知道蔡师傅比父亲还要更爱她。

　　在市里待久了，夫家担心她在外面“心野了，不服管教”，隔三差五打电话喊她回去。杜爱有不乐意，“他们让我回去守老头守到死。我已经吃了亏了，还要我回去？我肯定不干啊！”

　　若干年后，她解释说自己逃出来还有别的原因——丈夫不用任何避孕措施，她年年都会怀孕，但是丈夫的弟弟和弟媳不想再帮她带孩子，不许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她为此吃过很多次堕胎药。在那个家里，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一个容器，盛满了公婆传宗接代的念想，“我痛恨别人觉得女人的义务就是生儿育女，好像我除了这个功能就再没有别的作用了。”

　　但在按摩店不一样。在这里，她品尝到作为一个人的滋味。客人会跟她说“谢谢”“辛苦了”，她能用自己的双手挣来身为一个人应得的尊重。

　　她不回家，丈夫就愈发歇斯底里。她偶尔回去一次，丈夫从她的头上抢过她扎额前碎发的发卡，含到自己嘴里，然后用头去撞墙，大喊着说她要谋杀自己。杜爱有看不起这些寻死觅活的举动，她觉得在某一种意义上，丈夫比她幸运多了，“他读过初中，是参加工作了才残疾的，可我一天学也没上过。但他不仅人残疾了，精神上也残疾，更可怕。”

　　杜爱有说，最终，夫家用六百块钱，买断了她和这个家的所有关联，甚至连一张孩子满月时的照片都没让她带走。

　　那是她在跟蔡师傅学按摩的时候。有一次，一个年轻的男性顾客来找蔡师傅的妹妹——杜爱有称她为“师姐”。就这样，他们认识了。

　　她爱上他的瞬间，缘于这样的一个男人买给她的一杯珍珠奶茶。她记得，自己当时抱着这杯奶茶抱了好久，直到奶茶从温热变凉，她才舍得一口口慢慢喝下。

　　从那之后，她开始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。在此之前，除了在冬天用大宝擦手，杜爱有没有一点护肤品和化妆品，但现在，她决定修饰自己。她看不到那个男的的脸，可她知道对方是个健全人，可以对她一览无余。于是她特意花一百块钱买了件白色旗袍。她不知道白色是啥样子，但她天然觉得白色好看，于是她向老板描述，“我要白色。纯白纯白的，像云朵一样白”。她穿着这件旗袍等待爱人出现，她形容自己听到他声音的那刻心脏几乎跳了出来。

　　他曾经三次邀请她出去玩，她都拒绝了。其实她有过和健全人一起出去吃饭、逛街的经历，但她总觉得别人带着她会很辛苦。她担心自己摸索着扒拉饭菜的样子难看，担心有油渍留在她的唇边，她不敢让喜欢的人看到自己狼狈不美的模样。

　　一次，给他按摩的时候，她试探性地问：“如果上天安排让你爱上一个残疾人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对方回答，“那我就坦然接受上天的安排。”

　　那个男人送给过她一个佛像吊坠。那是他买的一对配饰，“卖家说不单卖，要买就买一对，男戴观音女戴佛。”杜爱有一直戴着，从23岁戴到了29岁。直到某天按摩前，她把吊坠摘下放在一边，被顾客顺走了。“那时我知道，我和他的缘分彻底断了。”

　　她也决定只爱到这里为止了。“爱上一个人不一定要去拥有他。他是个健全人，我是个有缺陷的人。”她见证过身边很多盲人和健全人的结合，“绝大多数都不幸福”。她的一个盲人姐妹，早早地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健全男人，17岁就生育了一双儿女。男人靠打石头、和水泥为生，后来年纪大了，干不动活儿了，就靠着盲子按摩赚钱养活两个孩子。再后来，这个盲人姐妹又找了一个情人，因为“精神上需要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”。

　　杜爱有的另一个心结在于，“他还没谈过恋爱；而我结过婚、有孩子。虽然我的心是干净纯洁的，但是我的人不是，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爱他。”

　　她亲手了断这段感情，劝对方去娶一个“般配的好人”。但她始终感觉自己欠了对方，“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亏欠了两个人：第一个是我和前夫生的儿子；第二个就是他。”

　　她一直心心念念着北京，毕竟那是奶奶口中所说的会发生奇迹的地方，“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，人的心态都和我们海南不一样。”但真来了，她也没怎么出过门。晚上睡在按摩床上，白天睡醒起来就开始上钟。按摩店的同事曾带她去过一次欢乐谷，她嫌“太吵”，不喜欢。她喜欢烧香拜佛，喜欢“静一些的，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”。前不久，有客人开车带她去北京的某座寺庙拜了拜，她特别开心，“我这辈子第一要感谢的就是我师傅，他给了我这门自食其力的手艺；第二要感谢的就是我的客人，他们帮了我很多。我文化不高，这种感谢我表达不出来。”

　　她总念叨，说自己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，年年都会怀孕然后被迫堕胎。带她入行的蔡师傅送给过她一斤东阿阿胶，她放了整整八年。去年，她的一位顾客王阿姨把阿胶带回家炖了六个小时，炖成了阿胶汁，拿回来给她；还有顾客小蒋，“跟我同年的，我们互称姐妹”，经常在按摩过后给她送来些水果。

　　她已经认定自己毕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按摩，“如果让我选择婚姻还是工作，我愿意选择我的一技之长。这双手、这项技能，才是真正和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。”她想着，等到孩子长大了，她得告诉他，“你要为自己而活，一定别为了感情、为了别人寻死觅活”，还有，“要谦卑、要善良，要做好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”。

　　门响了。又一位顾客进来了，杜爱有收回投向别处的“目光”，笑着起身迎上去。接着她把顾客带进包厢，只略微按摩几下，就大概判断出哪里肌肉劳损、哪块儿酸痛难忍。“谢谢你，杜师傅”，顾客忙着道谢。杜爱有笑了——这就是她最大的快乐。